武汉三镇

    易中天

    武汉是镇。www.Pinwenba.com

    武汉有三镇。

    武汉三镇很难评说。

    现在几乎可以肯定，当年上帝创造武汉三镇时，如果不是头脑发昏，便一定是别有用心。因为他为武汉选择或者说设计了中国最好同时也是最坏的地形和地理位置，当然同时也就暗示了武汉将会有中国最好但也可能最坏的前途。武汉现在便正在这两种前途之间徘徊，害得研究武汉文化的人左右为难。

    的确，无论从哪方面说，武汉都是一个矛盾体。它甚至无法说是“一个”城市或“一座”城市，因为它实际上是“三座”城市——武昌、汉口、汉阳。三城合而为一，这在世界范围内，恐怕也属罕见。而特快列车在一市之中要停两次，恐怕也只有武汉一例。这曾经是武汉人引以为自豪的一件事，并认为据此便足以和其他城市“比阔”。事实上武汉也是中国少有的特大城市之一，它是上海以外又一个曾经被冠以“大”字的城市。“保卫大武汉”，就是抗战时期一个极为响亮的口号。可惜，“大武汉”似乎并未干出无愧于这一称号的“大事业”。不要说远远比不上北京、上海，便是较之那个比它边远比它小的广州，也差得很远，甚至在省会城市中，也不算出色。除了街道脏乱和服务态度恶劣夕卜，在全国各类“排行榜”上，它都难列榜首。这使武汉人极为恼火，甚至怨天怨地、骂爹骂娘，把一肚子气，都出在他们的市长或外地来的顾客头上。无疑，武汉不该是这样。它原本是要当“老大”的。

    一 差一点成为首都

    武汉的地理位置得天独厚。

    选自《读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易中天，1947年生于湖南，现为厦门大学教授。著有《艺术人类学》、《闲话中国人》等。

    具有这样地理优势的城市，原本是该当首都的。

    《吕氏春秋》说：“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如果不是用纯地理的而是用文化的，或者地理加文化的观点来看问题，那么，这个“天下之中”，就该是武汉（从纯地理的角度看则是兰州，所以也有主张迁都兰州者），而不是北京。无论从地理上看，还是从文化上看，北京都很难说是中国的中心。它偏在所谓“十八行省”的东北一隅，远离富庶的南方经济区，对于需要严加防守的东海、南海、西北、西南又鞭长莫及。无论从政治（统领控制）、经济（赋税贸易）、文化（传播交流）哪方面看，定都北京，都不怎么方便。唯一的好处似乎是相对安全，但也未必。一旦“拱卫京畿”的天津卫失守，皇上和老佛爷也只好赶忙到西边去打猎（当时把光绪和慈禧的仓皇出逃称为“两宫西狩”）。看来，元、明、清三朝的定都北京，都多少有点“欠妥”。然而元主清帝系从关外而入主中原者，北京更接近他们民族的发祥地，而明成祖朱棣的封地原本就是北京。他们的定都北京，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何况北京也有北京的优势。它“北枕居庸，西恃太行，东连山海，南俯中原”，在这里可以遥控东北，兼顾大漠，独开南面，以朝万国，确实是理想的帝都。新中国的定都北京当然经过了周密的考虑，而武汉也曾经是北京、南京之外的首选。南京的落选自不难理解，而北京的当选也在情理之中——在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只有北京才“最像首都”。定都北京，至少是顺应民心的。至于定都北京后的种种不便，则为当时人们始料所不及。现在，这种种不便随着国家的建设和社会的发展，已越来越明显。于是，迁都的问题，也就开始不断地被人提起。

    武汉就没有那么多麻烦。

    除了“不像首都”外，武汉的条件确实要好得多。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是真正的“国之中”。中国最主要的省份和城市，全都在它周围。南有湖南、江西，北有河南、陕西，东有安徽，西有四川，此为接壤之省份，而山西、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贵州甚至甘肃，距离亦都不远，则“十八行省”得其大半矣。从武汉北上京津，南下广州，西去成都，东至上海，大体上距离相等。到长沙、南昌、合肥、南京、杭州、郑州则更近。何况，武汉的交通又是何等便利！扬子江和京广线这两条中国交通的主动脉在这里交汇，“九省通衢”的武汉占尽了地利。东去江浙，南下广州，不难走向世界；北上太原，西入川滇，亦可躲避国难。正所谓“进可攻，退可守”，无论制内御外，都长袖善舞，游刃有余。

    其实，从地理地形上看，武汉也未必“不像首都”。“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毛泽东这两句词，写尽了大武汉吞吐山河的气势。有此气势的城市在中国并不太多。郑州太开阔，成都太封闭，而杭州又太秀气。南昌、长沙、合肥也气象平平，深入腹地或偏于一隅的贵阳、昆明、兰州、太原、济南、福州更难有提纲挈领、睥睨天下的气势。然而武汉却有。大江东去，两山雄踞，虽不及北京的山川拱卫，南京的虎踞龙盘，却也龟盘蛇息，得“玄武之象”。“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这种雄浑气象，不也天下少有、他处罕见吗？总之，由于武汉地处华中，也许无法成为“坐北朝南”的帝都，却未必不能做新中国的首都。不要说它那“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更有利于国家的管理（包括政令通达和调兵遣将），至少也不会像北京那样发生水资源危机，要兴修“引滦入京”的大工程。

    所谓武汉“不像首都”，一个重要的原因，大约就是它那三镇鼎立的格局。

    在传统的观念看来，首都应该是中心，应该像北京那样，呈中心向外辐射状。如果像武汉那样三镇鼎立，岂非暗示着“分裂”？此为大不吉利。其实，按照现代科学的观点，这种格局，才是首都的理想状态。综观世界各国，首都作为一种特殊的城市，无非两大类型。一种是单纯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疏离，如美国首都华盛顿、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另一种则是复合型或综合型的，即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政治中心与文化中心，或政治中心与经济、文化中心相重叠，如日本首都东京、法国首都巴黎、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意大利首都罗马、埃及首都开罗。如果选择前一种类型，自不妨另选区位适中、气候宜人、风景秀丽而又易于重新规划建设的小城。如果选择后一种类型，则武汉实为首选之地。以武汉为首都，可以将工商业基础较好的汉口发展为经济中心，将文教业基础较好的武昌发展为文化中心，而在原先基础较为薄弱、易于重新规划的汉阳建设政治中心。三个中心，同在一市而分居三镇，既可以相互支持、补充，又不会相互干扰、牵制，岂非“多样统一”，合乎“中和之美”？

    何况武汉还有那么多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决非那些干巴巴、光秃秃的工业、商业城市可比。东湖秀色，珞珈青峦，琴台遗韵，红楼倩影，既有历史遗产，又有革命传统。登黄鹤楼远眺，江城景色一览无遗。晴川阁下，新枝历历；鹦鹉洲上，芳草萋萋。一桥飞架南北，三镇通达东西。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紫气南来，云集了四海英雄豪杰。登此楼，观此景，你会感叹：江流浩荡，大地葱茏，湖山俊秀，人文斐然，天下之美，尽在于此矣！

    武汉，的确是地灵人杰的地方。

    武汉的文化地位也不一般。

    从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大略可以分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两大系统。北方文化又称中原文化，细说则有齐鲁文化、燕赵文化、秦晋文化等。再往远说，还应该包括西域文化、蒙古文化、清文化。南方文化则包括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岭南文化、滇黔文化和闽台文化等。其中，影响最大者，也就是中原、荆楚、吴越、巴蜀。这四大文化，气质不同，风格各异，精神有别，既对峙冲突，又渗透交融。武汉恰恰是东西南北四大文化风云际会的交锋点。一方面，它是由长江连接贯通的荆楚、吴越、巴蜀三大文化的中间地段；另一方面，它又是南方文化“北伐”的先头部队和接受北方文化的先开之门。不难想象，武汉一旦获得了北京那样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广纳精英人才的文化特权，也一定能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气势恢弘的崭新文化。

    事实上，武汉文化早就不是纯粹的荆楚文化。它已经具有某种综合、融合的性质。有一个笑话也许能说明这一点。这笑话是武汉人说的。他们说，就像武汉本来要定为首都一样，武汉话本来也是要定为普通话的。道理也很简单：中国人是“汉人”。“汉人”不说“汉话”，说什么？这话的可笑之处，在于把“武汉话”简化为“汉话”，又把“汉话”等同于“汉语”。不过武汉人并不把它当笑话讲，我们也不把它当笑话听。因为武汉话确实有点“普通话”的意味。它是北方语系，南方口音，兼有南北方言的某些共同特征，而且很容易向北方方言过渡（汉剧极其接近京剧就是证明），除不太好听外，定为普通话，也没有什么不妥。

    看来，武汉还真有资格当首都。

    可惜，历史好像不太喜欢武汉。

    事实上，武汉曾经好几次差一点就当成了首都，至少曾短时间地当过首都。第一次大概是三国时期，东吴的孙权打算迁都武昌，却遭到臣民们的反对，道是“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结果，弄得武汉在人们的印象中，好像就只有一样“武昌鱼”可以称道，而且还不如人家的“建业水”。更何况，那“武昌”还不是这“武昌”（孙权拟迁都者乃湖北鄂城）。1926年，北伐军攻克江夏，改江夏县为汉口市，随后中央政府即由广州迁都武汉，武汉成为首善之区。

    1927年，宁汉分裂，汪精卫在武汉和蒋介石唱对台戏，可惜并未弄成气候，南京独占鳌头，而武汉仅仅只弄到了一个“特别市”的头衔。抗战期间，武汉又曾当了几天战时首都。然而武汉很快就失守，重庆成了陪都。南京、重庆和武汉同饮一江水，结果人家一个当了首都，一个当了陪都，只有武汉夹在当中，两头不沾边，实在够窝囊的了。

    武汉，可以说是“得天独厚，运气不佳”。

    甚至直到现在，武汉的“运气”仍不能说是很好。历史没有给它很好的机遇，它自己似乎也没有很好的作为。当广州和珠江三角洲迅速崛起，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进行“文化北伐”时，它瞻前顾后（看北京，看广州）；当上海以浦东开发为契机，成为长江流域经济建设的“龙头老大”，而重庆也在一夜之间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时，它东张西望（看上海，看重庆）。它看到了什么呢？它看到东（上海）南（广州）西（重庆）北（北京）都在发展，而自己夹在当中，却大大落伍。有着辛亥首义之功的武汉，有着能当首都条件的大武汉，现在却只有一个“大而无当”的大城市框架，而且“高不成，低不就”，既大不起来，又小不下去。

    也许，事情到了这个份上，武汉人就不该抱怨运气，也不该埋怨别人，而该好好想想自己了。

    二 武汉人的性格

    “天上九头鸟，地下湖北佬。”武汉人的名声似乎不好。

    不过，武汉人的名声不好，又不同于上海人。上海人名声不好，是因为他们自视太高，看不起人；武汉人名声不好，则是因为他们火气太大，喜欢骂人。

    的确，武汉人骂人的“水平”，大概算得上全国第一。民谣里就有“武汉人什么娘都敢骂”这一句。武汉市的“市骂”很多，最常用和最通用的主要是“婊子养的”，使用频率比咱们的“国骂”（他妈的）还高。武汉并非中国妓女集中的地方，不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婊子养的”？其实，这句话，有时也不一定是骂人，只不过是表示一种语气，甚或只是一种习惯用语，什么意思也没有。比方说，当妈妈的有时也会对子女说：“你个婊子养的”；或者说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也会说“他个婊子养的”。如果认真算来，岂非自己骂自己？不过武汉人既然“什么娘都敢骂”，当然也就敢骂自己的娘。一个连自己的娘都敢骂的人，当然也就所向无敌，没人敢惹。这就和上海人很有些不一样。上海人是“派头大，胆子小”。平常没事的时候，他们一副“高等华人”的派头，不把外地人放在眼里，一旦外地人凶起来，“乖乖隆地洞”，立刻就“退兵三舍”，声明“君子动口，不好动手的喏”。武汉人可没有这么“温良恭俭让”。他们不但敢“动口”，而且也敢“动手”。武汉人到上海，看上海人吵架，常常会不耐烦：“个婊子养的，吵半天了，还不动手！”的确，武汉人的敢动手，也是全国有名（但仍逊于辽宁人）。“文革”中，他们可是连江青的特使都打了。因此，正如“全国都有点讨厌上海人”（但不害怕），全国也都有点害怕武汉人（但不讨厌）。讨厌而不害怕，所以讽刺上海人的笑话小品不少；害怕而不讨厌，所以讽刺武汉人的笑话小品不多，尽管背地里也不少嘀咕，颇有些微词。

    其实，武汉人不但火气大，而且“礼性”也大。武汉人说话，一般都会尊称对方为“您家”（吵架时例外），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实际上也是“您”字的音变，读作niǎ，和mín非常接近（武汉话之属于北方语系，此即证明）。同样，一句话说完，也总要带一个“您家”，作为结尾的语气并表示尊敬，也相当于北京人的“您哪”。不过，在北京人那里，“您”是“您”，“您哪”是“您哪”，而武汉人则不论是“您”还是“您哪”，通通都是“您家”。结果就闹出这样的笑话来。一个武汉人问：“您家屋里的猪养得好肥呀，么时候杀您家？”对方答：“明儿杀您家。”两个人都很客气、讲礼，但结果却好像两个人都挨了骂。

    武汉人虽然十分讲礼（只限于熟人），却并不虚伪。相反，他们还极为憎恶虚情假意、装模作样的做派，称之为“鬼做”，有时也叫啫（zě）。“啫”这个字，字典上没有，是武汉独有的方言。它和上海话中的“嗲”有相近处又大不同。上海话中的“嗲”，至少并不都是贬义，比方说“老嗲咯”就是“非常好”的意思。武汉人之所谓“啫”却多半是对“撒娇”、“发嗲”的一种轻蔑、讽剌和批判，通常指那些没有资格撒娇、发嗲或摆谱，却又要装模作样、忸怩作态者之让人“恶心”、“犯酸”处（有资格撒娇、发嗲的人如小女孩则例外）。遇到这样的情况，武汉人就会十分鄙夷地说：“你‘啫’个么事？”或“闯到鬼了，屁大一点的办事处，他个婊子养的还‘啫’不过！”

    武汉还有一句骂人的话，叫“差火”。所谓“差火”，也就是不上路、不道德、不像话、不够意思、不懂规矩、做事不到位等意思的一种总体表示。因为做饭如果差一把火，就会煮成夹生饭，所以“差火”又叫“夹生”，也叫“半调子”。一个人，如果被认为是“差火”、“夹生”，那么，他在武汉人中间就很难做人。

    那么，什么人或者说要怎样做才不“夹生”或不“差火”呢？

    第一要“仗义”。武汉人很看重朋友之间的友谊，真能“为朋友两肋插刀”。一个人，一旦有难，找武汉的朋友帮忙，多半能够得到有力的帮助，如果你是他们的“耿朋友”（相当于北京人的“铁哥们”）。当然，你不能过河拆桥，过河拆桥就是“差火”、“夹生”、“半调子”；而如果背叛朋友，则叫“反水”，那就会成为一切朋友的公敌，最为武汉人所不齿，连“婊子养的”都不如了。第二要“大方”，不能“啫”。具体地说，就是要“爽朗”。武汉话叫“唰喇”，不知是“爽朗”一词的音变，还是一个象声词。一个武汉人，“唰喇”与否是极为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唰喇”也就是“不啫”。一个小女孩“啫”一下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一个大男人也“啫”，就会遭人耻笑，因为那往往也就是“不够意思”的意思。比方说，朋友找你帮忙，你居然“啫不过”，那就不但“差火”到了极点，而且简直就是“婊子养的”。第三要“到位”。因为“差火”的本义就是“不到位”。要知道，武汉人可是连骂人都十分到位的。不信你去听武汉的泼妇骂街，那可真是淋漓尽致，狗血喷头，什么话都骂得出来。所以，你如果做人做事不到位，“夹生半调子”，那就一定会挨骂，而且会被骂得十分“到位”。

    武汉人的这种性格甚至表现于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是在三伏天也要吃油炸食品的。在酷热的夏天，武汉人依然排队去买油饼油条。厨师们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炸，食客们则汗流浃背地站在油锅前等，大家都不在乎。有个笑话说，一个武汉人下了地狱，阎王把他扔进油锅里炸，谁知他却泰然自若。阎王问其所以，则答曰“我是武汉人”。武汉人连下油锅都不怕，还怕什么？

    他们当然“什么娘都敢骂”了。

    武汉人敢骂，也敢哭。

    我常常怀疑，武汉人的心理深层，是不是有一种“悲剧情结”。因为他们特别喜欢看悲剧。楚剧《哭祖庙》是他们钟爱的剧目，而他们喜欢听的“湖北大鼓”，我怎么听怎么像哭腔。认真说来，楚剧不是武汉的“市剧”，武汉的“市剧”应该是汉剧。然而武汉人似乎更爱听楚剧，大约就是楚剧哭腔较多之故。

    武汉人的这种“悲剧情结”是从哪里来的呢？也许是直接继承了屈骚“长太息以掩涕兮”的传统吧！然而同为楚人的湖南人，却不好哭。有一次，我们为一位朋友送行，几个武汉人喝得酩酊大醉，然后抱头痛哭，而几个湖南人却很安静和坦然。湖南人同样极重友情，却不大形于颜色。他们似乎更多地是继承了楚文化中的玄思传统、达观态度和理性精神，把人生际遇、悲欢离合都看得很“开”。要之，湖南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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