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武汉方言谐音趣难词再答朱建颂

，是夸张、强调，并非讲饲养家禽，无须追究鸭子是否吃螺蛳。“呀”字成“摞势”比江湖隐语更隐秘。

    既然说鸭子哽螺蛳，自然要追究鸭子是否吃螺蛳。鸭子不吃螺蛳而说吃得哽住，正如江湖隐语，有它的原因。否则武汉人的话就是毫无道理的了，语言研究就把巧说成拙了。

    刮胡子：比喻落空。

    △不是比喻，因为不能用“剃头发”来说。“刮胡子一刮脸一寡敛”三曲折。寡，指少。敛，指收拔、闭縮。

    口胡子刮掉了，脸上光秃秃的，以之比喻考试落第、名分无缘、财物无着等等有求不遂的情况，恰到好处，何必搬出“寡敛”。

    〇但并没有用脸上光秃秃的，来比喻考试落第、名分无缘、财物无着等等有求不遂的情况，就像没有用脸上胡子长、多比喻考试中第、名分有缘、财物有着等等有求可遂的情况。

    瓜拿(马子）：水手长。也作：瓜得马子。

    △谐音的理据不知。

    口“瓜拿马子”一词来自《荒煤短篇小说选.长江上》。原注：“瓜拿马子是对水手头子的称呼，为quarter_master之译音。”据《简明英汉词典》：“quartermaster：1军需军官，军需主任2舵手，舵工。”外来音译词无须寻找谐音理据。

    如果你原来有这个解释，我就不会说是谐音。由于我的误换来先生的确，可见讨论与置疑是有益的。又，原来此条还有说“瓜子(码子）：死”必是谐音趣难词而不知是怎样的谐音，朱先生这里又回避了。我却有解释。把“瓜拿马子”变为“瓜了码子”，即把“水手长”谐音为“长熟睡”，正是书面语“长眠”指死。

    作为答复的解释就此打住。其余许多，或因刘先生说得对，或虽认为不一定对却无法解释，或因非三言两语解释得了的，还有少量词被“分析”得近乎淫秽词而回避了。这一部分简略的分析，只是表明我的观点：谐音的办法不能滥用，不能随心所欲、主观臆测。

    武汉方言是武汉地区的全民语，不是江湖隐语，其所使用的词形词义必须经过语言集团成员约定俗成，必须为广大成员容易并乐于接受，不会像江湖隐语那样，只为局内人所理解，不让局外人能理解。从刘文中所反映的刘先生所推测的这些词所隐去的是那样的晦涩、怪诞，像什么“糍治粑八鱼、皮脾筲钞箕羁、琵披琶八骨、痞屁子、吃屎失不补吃屁庇、吃夹糖烫饼并子支、吃气汤圆远、布草曹、姑蛊妈码心、出刘拗秀锈、扎棒绑棒绑、刷耍子”，如此等等，海阔天空，纵横驰骋，无拘无束，随机应变，自由自在，不必顾什么语言学原则、规律，时空背景，民情风俗，想到哪里说到哪里。

    武汉确有本地公认的谐音词，像“赵罩子龙、诈乍金标、流刘少爷、萧消家婆婆、豆杜家里一豆、鸡杂稽查鸭杂、胡煳敬德、解害磐践、阿弥陀糯米坨、和煳了打烧火的、和糊了台和糊、户糊籍、糊汤堂、包老爷、贩桃逃子、送宋大钱”。

    刘先生的“谐音隐实示虚趣难词”继承了我国上古时代萌芽、汉代刘熙集大成的《释名》,用语音相同或相近的词来说明词义，史称“声训”或“音训”。许多语文学家都有评论。虽然声训跟谐音词不尽一致，却有相通之处。这里把王力先生《中国语言学史》的评论摘录一部分，供大家参考。

    刘熙的声训，是唯心主义的，他随心所欲地随便抓一个同音字（或音近的字）来解释，仿佛词的真诠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似的。他的声训甚至达到了荒唐的程度。

    声训作为一个学术体系，是必须批判的，因为声音和意义的自然联系事实上是不存在的。马克思说：“任何事物的名称，跟事物的性质是没有任何共同之点的。”因此，凡企图寻找事物名称和事物性质之间的关系的人，都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泥坑。但是，声训的内容则不能完全加以否定。事物得名之始，固然是任意的；但到了一个词演变为几个词的时候，就不再是任意的，而是语音上发生关系的了。

    对于刘先生来说，无论如何执著、如何醉心于谐音词的推测、判断，都要讲究客观，要尊重讲方言的主人的意见，口气不必那么肯定，毫无商量的余地，不要陷入走火入魔的境地，更不必以“人微言轻”的怨言来剌伤别人。

    对于我来说，虽然生于斯长于斯，并且多年探索母方言，却要谨记“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古训，认真地虚心地实事求是地对待刘先生的意见，将所提出的意见作为线索，加以思考，不断深入，不断提高，不断修正错误，以臻完善。

    汉语方言分歧复杂，来源众多，雅俗杂陈，难以把握，有待语言学工作者和广大群众携起手来，共同探讨研究，才能使这座文化富矿的蕴藏得到开发，合理利用。

    朱先生这些话有层意思。一层是：方言不是隐语，不能用解释隐语的方法解释。说方言不是隐语，完全是对的。但这话没有针对性，我并没有说方言是隐语。说不能用解释隐语的方法解释，则至少不周密。我说的是谐音趣难词(不是说方言的所有词），就与隐语有隐蔽理据的共同性，就与解释隐语的方法有共同性。朱先生不正是说隐语(秘密语)有一部分即是谐音的吗？朱先生这次不正是说“赵罩子龙”等是谐音词吗？谐音词的数量并没有规定，你的词典能说“赵罩子龙”等个别的，这篇文章又增加了“诈乍金标、流刘少爷、萧消家婆婆、豆杜家里一豆、鸡杂稽查鸭杂、解害缙践、阿弥陀糯米坨、和煳了打烧火的、和糊了台和糊、户糊籍、糊汤堂”等11个，我为什么不能发现更多的呢？同样是谐音的解释，为什么我的就是天书，你的就不是呢？另一层是说我的谐音解释是刘熙的“声训”，我没有这样说，也不同意这样说。我说的是用“谐音造词法”创造的“谐音趣难词”。刘熙的“声训”解释的词并非难词，也没有趣意。“声训”是用语音解释，但并非所有用语音解释都是“声训”。例如“通假”就不叫“声训”。王力先生说的是：刘熙的声训，是唯心主义的。不是说“声训”是唯心主义的，因为他说：但是，声训的内容则不能完全加以否定。《释名.释长幼》“女，如也。妇人外成如人也。故三从之义少如父教、嫁如夫命、老如子言。”《说文》：“妇：服也。从女持帚，洒扫也。”段玉裁注：“妇，主服事于人也。”《大戴礼.本命》：“女子者，言如男子之教而长其义理者也。故谓之妇人。妇，伏于人也。是故无**之义，有三从之道。”《白虎通》：“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妇者，服也，以礼屈服也。”这样的声训自然是唯心主义的。

    朱先生对我引王力先生的话，自然是说我误用了“声训”，这个批评我部分的接受而感谢，这就是前文我承认错误的对那几个词的谐音解释。若把王力先生的话回到朱先生，我觉得先生既疏忽了“因声求义”，又自我矛盾。

    又一层意思是，我没有尊重讲方言的主人的意见。而我的初稿曾呈请朱先生指正，发表的文章也寄请批评指教。但尊重讲方言的主人的意见不等于不能有不同的意见，不等于对方言词典解释未注意到的，不能补充，对认为解释错误的不能另解释而讨论。朱先生引“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古训。讲方言的主人对有曲折的词耳濡目染，习以为常，久在芝兰之室，不闻其臭。而外地人乍闻初见，就敏感趣而难。两相结合，有助于研究清楚。至于口气不必那么肯定，则未必。申说学术见解，语言要明确。我那样解释就是肯定应该那样，无须绕弯子说“或许、可能、大概、似乎”。不存在谁服从谁、谁让步，有无商量余地的情况。

    朱先生词典没有“谐音词”的说法，现在接受我的意见也说有“谐音词”。朱先生此文又增加了个谐音词。朱先生说，我对武汉方言谐音趣难词的解释有的“说得对”。我也接受朱先生的指正，承认几例是说错了。这是我们两人从不同变得有一定的相同。继续讨论，相同的可能更多。既然有说得对的，就说明谐音的解释方法是值得重视的。就值得探求它的覆盖面，到底有多少。

    《汉语学报》编辑部《本刊的愿望》说：“在学术气度上，主张容纳性。本刊提倡争鸣，不搞一言堂；提倡涵容、包容和宽容，希望所刊文章能涵容不同观点，能包容不同说法的长处，同时希望学者们对不同意见持宽容态度，多考虑不同说法的合理性，以利于学术发展。”

    我希望朱先生继续对认为我说错误的指正，我必多考虑合理性。

    附言：

    我在2009年8月，把此稿投稿于《汉语学报》投稿电子信箱。一直没有得到答复。又在2010年8月，把打印稿挂号寄给《汉语学报》主编邢福义先生。到2012年6月14日，也没有得到答复。说此话是要表示，我不是不敢在《汉语学报》上直接再讨论。

    补说：

    华中师大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朱建颂《方言与文化》中收入《方言不是江湖隐语》此文。增加了两条是。一，对“洋锄头：旧时对皮鞋的谑称，，，我说：“锄头、出头”谐音，洋气的出了头。”朱书说：“武汉“锄”chou与‘出’gu难以谐音。锄头比喻着地有声。”感谢指误，现在修改为“锄”是“抽”同音异调谐音。抽头，也就是出头、冒尖。仍然是洋气的出了头。而着地有声的东西很多，比锄头着地有声的也很多，不能比喻。充其量是锄头着地有声，而不是锄头有声。即令锄头=有声，洋锄头也=洋有声，也不能成意思。二，关于“蚂印子”，详见《“蚂蚁”古今异名系列及理据》一文。

    《方言与文化》中。《方言非物质文化遗传》文中说：方言中有大量的文化蕴涵，涉及多方面，很有特殊价值。大家应该做有心人，抢救保存活的方言材料。由此又转到研究武汉方言不足之处，而举例说：“牵强附会用‘谐音造词’来解释词义，追求词源，如说‘鸡冠饺子’(大肉饺)应该是‘肌官饺子’，‘狗钻洞’（帽子)应该是‘够战冬’，‘板眼’应该是‘板上的’即漏洞，‘杀家麻雀’应该是‘撒家麻雀’即先把麻将牌拨乱，‘琉璃佛’(光棍)应该是‘流里夫’，‘辣汤辣水’应该是‘拉汤拉水’之类。”

    这些例子中除“狗钻洞”“琉璃佛”外，都是批评我的解释。也只是认定性说是错误，而不能具体说错在哪里。“杀家麻雀：一家人小赌。”但赌有用纸牌、牌九、色子、麻将的不同，是拿什么赌呢？为什么又说家麻雀呢？我正确指出是用麻将，先把麻将牌拨乱指玩。“撒”谐音为“杀”字。“辣汤辣水：1比喻艰苦生活。2比喻凶狠的人或事物。”但都无从比喻。1“辣、拉”同调。该词典“拉荒：流浪。”则“拉汤拉水”指处在水深火热的艰苦中。用了“汤”的古义开水灭迹“赴汤蹈火”的汤字。2辣即毒辣。“汤、温”谐音指对人的压迫等。该词典：“温：用刀在布、皮等物上摩擦。”“水”却是因“汤”而附会的。“出板眼=出名堂=出虾子=出鱼=出呵鱼=出鲇鱼=出刘秀=出呵嘴=出呵子：出了不如意的事。”我说：板眼、名堂，犹如说花样、主意，都不合词义。“板眼”应该是“板上的眼”即漏洞。朱书对这一组共九个同义词，都避难不解释理据，而我都解释了。对“肉饺子：油炸大饺子，肉馅。现在又叫鸡冠饺子”，朱书仍然回避“鸡冠”为什么能表示“肉”与“大”。我说“鸡”是“肌”的谐音，指“肉”。冠军的冠。不是偏正结构的“鸡冠”，而是联合结构的“肌冠”。这不是完全文从字顺而头头是道了吗》《武汉方言词典》：“狗钻洞：一种帽子。戴上后即把头和耳朵罩住，而把脸露在外面。”解释得苟简。首先没有交代是什么时候戴的帽子。根据“把耳朵罩住”应该是冬帽。而“把头罩住”则是废话，任何帽子都是把头罩住的。《西宁方言词典》：“火车头：旧式一种毛皮帽子，冷时将两耳盖起来，下巴下面可扣，平时绑在头顶。”即有折叠部分，抹下可以护住耳朵、脸部。是“活扯遮头”的谐音。活，指可以折叠；扯，指把折叠部分抹下来。“遮”的音节在语流音变中并合在近音的“扯”字中。则武汉的此帽也应能把脸护住而防冻。不知那位先生解释成“够战冬”的谐音。我认为就是正确的。而朱书却只说是“帽子”，掩盖了“冬”的事理。至于“琉璃佛：光棍”，在《武汉方言词典》中是：“光棍琉璃佛：地皮流氓的谑称。‘琉’谐音‘流’，即流氓。”不知那位先生解释成“流里夫”的谐音。我认为就是正确的。即流里流气的人。朱先生自己也解‘‘琉”谐音‘‘流”。为什么别人同样而全面的解释就是错误的呢？这两位(也许是同一位)先生与我不约而同的都用谐音来解释趣难词而确，说明谐音造词的理论是正确而难能可贵的。

    朱先生说大家都应该发掘方言词的文化内涵，而朱先生对上述几词与《武汉方言词典》中许多词语的解释都恰恰泯没了文化内涵。当别人研究出文化内涵时，朱先生仅是为了掩饰自己回避对疑难的理据阙如，便讳疾忌医，抱残守缺，而再次认定说别人是错误的。

    《武汉方言词典》：“蚂印子、蚂燕子：蚂蚁的旧称。”对此我曾解释为：“印”“燕”标同音代替号。“印、窨”谐音，指地下蚂蚁洞。“燕”的理据不知，也许“燕、眼”谐音指蚂蚁洞。朱建颂再说：蚁，武汉俗读1去声，口语中加鼻音尾n或an，阴声转阳声，读音同“印”“燕”。我又问：但为什么阴声转阳声呢？语流音变的同化或异化都是有条件即有原因的，这个转化的条件即原因是什么呢？再说，语流音变是音变义不变，因而就字不变。按此，是应该仍然写成“蚂蚁”，而注音为main、mayan。可见这个问题仍然有再仔细研究的必要。我此文就是从蚂蚁的古今异名系列及理据再研究的。

    先引古代对蚂蚁称名有解说的两条资料。《尔雅.释虫》：“蚍蜉：大蚁(俗呼为马蚍蜉）。小者螘(齐人呼蚁为蛘）。蟹、打chang螘(赤驳蚍蜉）。蠻wsi，飞螘。”括号中是郭璞的注解。《本草纲目.蚁.释名》：“蚁有君臣之义，故字从义。亦作螘。大者曰蚍蜉，亦曰蚂蚁。赤者名蟹，飞者名蠻。扬雄《方言》：“齐鲁之间谓之峋蟓，西南梁益之间谓之玄驹，燕谓之蛾蛘yang。《夏小正》云；‘十二月，玄驹奔’。谓蚁入蛰也。大蚁喜酣战，故有马驹之称。而崔豹《古今注》遂以蚁妖附会其说，谬矣。今不取。”

    可以把蚂蚁的古今异名粗分几个系列，以便研究各自的得名理据。

    甲组，“蚁”或含“蚁”字的名称。最早就单称为“蚁”。《庄子.徐无鬼》：“羊肉不慕蚁，蚁慕羊肉，羊肉膻也。异体字是：螘。《尔雅.释虫》：“蚍蜉：大蚁。小者螘。”《说文》：“螘：蚍蜉。”海口、雷州今时仍然称为：蚁。

    “蚁”是专名用字，理据就应是“义”。把“义虫”合成“蚁”字。这正就是李时珍的解释：“蚁有君臣之义，故字从义。”

    蚂蚁有天然的职能分工。雄蚁和具有生育能力的雌蚁都有翅膀，交配后不久雄蚁便死去，雌蚁的翅膀脱落，并开始营巢、产卵。工蚁又称职蚁，没有生殖能力。无翅，最小，但数量最多。主要职责是建造和扩大巢穴、采集食物、伺喂幼蚁及蚁后等。兵蚁有雌雄性，也因性器官发育不完善，无生殖能力。兵蚁的职责是警卫和战斗，保卫蚁巢。兵蚁的口器退化，无取食能力，需要工蚁喂食。这用古代伦理道德一言以蔽之，就是“义”。是各种动物中罕见的，因而用以取名。

    或写为“蛾”，是“蚁”的古字。屈原《天问》：“蜂蛾微命，力何固？”洪兴祖补注：“蛾，古蚁字。”王力《古汉语字典》：“蚁与蛾古音同属疑母，韵部为歌、微旁转，音近通用。‘蛾’在古籍中主要有两种语法，一是与‘蚁’同音义，是‘蚁’的异体字；一是‘飞蛾’、‘娥眉’之蛾，读如俄。东汉以后，‘蚁’字转入支部，而蛾仍在歌部。魏晋以后的文献中一般不以蛾为蚁了。”

    关于“蚂蚁”的“蚂”字，《王力古汉语字典》说是后出字，最早见于宋代《玉篇》：“蚂：虫。”又说：“蚂蚁：本指大蚁，后亦为蚁的通称。”则“蚂蚁”应是“马码蚁”的谐音趣说。就是“马路”的“马”，意思是：大。“码”的连接义指群居与群行。“马”字被兼并在同音的“码”字中了。

    崔豹《古今注》卷下：“牛亨问曰：‘蚁名玄驹者何也？’答曰：‘河内人并河面见人马数千万，皆如黍米，游动往来，从旦至暮。家人以火烧之，人皆是蚊蚋，马皆是大蚁。故今人呼蚊蚋曰黍民，蚁曰玄驹也。”’按，“蚁”字最早也作“蛾”。《说文》：“蛾：罗也。”段注：“蛾是正字，蚁是或体。”理据应是指蚂蚁群居性，所谓“罗也”即络绎不绝的蚁群。“蚂”是“码”的谐音专用字，与“罗”复说。蚂蚁黑色，把黑变说成“玄”。把“络绎”变说成“聚”，而谐音成为“驹”，就是玄驹。所谓“马皆是大蚁”，就是李时珍说的：崔豹《古今注》遂以蚁妖附会其说。但“马皆是大蚁”在深层实际是志怪小说，正包含着蚂蚁本指大蚁，“马”的意思是“大”的语言学学问。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十七.虫篇》：“蚁，秦中多巨黑蚁，好斗，俗呼为马蚁。……成式儿戏时，常以棘剌标蝇，置其来路，此蚁触之而返，或去穴一尺或数寸，才入穴中者如索而出，疑有声而相召也。其行每六七有大首者间之，整若队伍。至徙蝇时，大首者或翼或殿，如备异蚁状也。”把巨黑蚁俗呼为马蚁，可见“马”是“大”的意思。那时还不叫蚂蚁。又，“每六七有大首者间之”就是说兵蚁。

    有的方言的异名，其实也正是从“义”而言的。

    狗蚁：厦门。“够义”的谐音。

    火蚁：温州。“伙”的谐音，指群居性。

    蟛虫：白蚁。宁波。把蚂蚁也叫蚂粉、蚂轰。各是“朋”“分”“叿”的谐音，都指群居性。群居到一定时候再分群。宁波话“叿”是“聚”的意思。

    偷粮食蚂蚁：一种大的蚂蚁。太原。应该是“头亮”的谐音，指头部有发光的壳。

    风蚂蚁：有翅膀的。扬州。应是“丰”的谐音：大。

    蚂变蜂：蚂蚁。晋语。山西山阴。似也应是“丰”的谐音：大。

    红蚁：福州。“洪”的谐音：大。

    蚁公：梅县。黄蚁公：小黄蚂蚁。蛇蚂公：尾下有针的蚂蚁。乌蚁公：黑蚂蚁。“公”可能是“公贡”双兼的谐音：都有贡献。也就是“义”。

    蠻《尔雅.释虫》：“蠻：飞螘，螘之有翅者，盖柱中白蚁之所化也。……以泥为房，诘曲而上。往往变化生羽，遇天晏湿，群队而出，飞亦不能高。寻则脱翼，藉藉在地死矣。”按，“蠻”是仅此名的用字，却完全看不出意思，应是从“伟”字另造专用字。有翅膀的都是体大的。

    蚂子：蚂蚁。西南官话。四川奉节。

    蚂米：丹阳。“米”是“蚁”受“蚂”字影响，声母同化为：m。疯蚂米：蚁和雌蚁的统称，有翅膀。黑蚂米：黑色，较大，生活在草丛中。黄蚂米：较小。

    蚂米：江淮官话。江苏如皋。吴语。江苏南通、苏州、丹阳、无锡、常熟。浙江杭州、湖州。

    沾米：一种黄色有毒蚂蚁。济南。

    蚂蚁子：江淮官话。安徽芜湖。西南官话。四川成都。广西桂林。云南腾冲。贵州清镇。吴语。浙江嘉兴。湘语。湖南长沙、双峰、衡阳。客话。四川西昌。

    戽我：金华。“虎”，的谐音。“我”读两音。一音与“挨、岩、颜、鞋、眼、外”等同音。“挨，，犹如“靠”，温州“虎眼”名应是“伙捱”的谐音相同。另一音与“衙”同音，当是理据。是仿“蜂衙”而说。与“蚁城、蚁阵、蚁战”等类似。

    乙组，含“虎”字的名称。

    《方言》2000年第3期有石汝杰、鲁国尧先生《关于〈汉语方言大词典>的通用口语词》。

    文章特意提出了如下一个问题：

    “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令人兴味横生的词语：指称蚂蚁的吴语永康话‘虎奶’，温岭话‘虎亩’，温州话、青田话‘虎眼’，萧山话‘虎蚁’，黄岩话‘虎姆’、‘虎姆丁’，表示‘茧’的闽语福清话‘虎囝’，这些词儿里的‘虎’大概与‘老虎’无关，使我们不禁怀疑它也许是古代语言甚至某种古代非汉语的词缀的遗留。我们再进一步，看到这部大词典提供的晋代江东语的词儿：虎梓〈名〉苦楸。木名……虎葛〈名〉茏葛。草名……其中的‘虎’似是词缀。”

    但这种怀疑没有丝毫的根据。世界上的许多语言都没有以动物名为词缀的，汉语并没有从非汉语吸收词缀的。至于虎梓、虎葛，我已经在《“虎”字谐音隐实示虚趣难词历时共地研究》中论证“虎”是“护”的谐音，指有剌可以护身。所以蚂蚁含“虎”字的名称必定也只能是谐音趣难名称。从《温州方言词典》知道“虎”音fu，与“不、火、伙、斧、福、呼”等字同音，则必定是取与“伙”的谐音，与又称“火蚁”是相同的理据。“虎眼”应是“伙捱”的谐音。《温州方言词典》：“捱：拖延。”“捱床：醒来后不肯起床。”“伙捱”延续成很长很大的群伙。与“眼”同音的“岩、额、颜”则不能成意。其他吴语永康话等因为没有同音字表，难以确言谐音。但大体可以以温州话为参照。则“虎奶”或是“伙滩”的谐音。《温州方言词典》：“滩：1涌流。2人群涌出。伙滩”即蚁群如潮水。温州话“姆”与“蛾”同音，则“虎姆”应是“伙蛾”的谐音。

    丙组，含有yin、yan音的字。

    蚂英：江淮官话。江苏连云港。

    蚂蚓：徽语。安徽绩溪。

    蚂印子：赣语。江西南昌。

    蚂英子：西南官话。四川重庆。（按：“重庆”多年前的说法。）

    蚂蚓子：西南官话。贵州沿河。

    蚂蝇儿：江淮官话。安徽芜湖、贵池、南陵、青阳、铜陵。

    蚂引子：赣语。湖南耒阳。

    蚂蚁子：江西萍乡。“蚁”按规律读ni。但“蚂蚁子”中也读ning。而据《萍乡方言词典》与此nrng同音的字：人、银、浓、认。则应是“认码”的谐音而倒序。也就是认群；认义。而“寅”“印”“应”都音mg，是近音别字。

    南昌既说蚂蚁，也说蚂寅子。应是“营”的谐音。码营：接连成营。成营，犹如说成阵。武汉的“蚂寅子”也应是如此音义的理据。说成“印”“蝇”“蚓”的，都是“营”的谐音趣难。

    关于“蚂印子”，董绍克《汉语方言词汇差异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对“音变字仍”的举例：

    “蚂蚁”，连云港方言读音是mamg，涟水方言读音是mam，两地方言都写作“蚂蚁”。但从两地的“字表”看，连云港方言“蚁”入i去声，不入ing韵阴平；涟水方言“蚁”入i韵上声，不入ia韵入声。

    按，这都可以证明，ym音不是什么阴阳对转，也不是语流音变，而是另有理据。

    含yan音的字，如武汉的“蚂燕子”、湖北天门的“蚂蜒子”，应该是“延”的谐音延续与连接相同，都是就群居性来说。

    丁组，蚍蜉。

    蚂蚍蜉：晋语。山西忻州、石楼、岚县、万荣、太原。忻州话应是“蚍蜉、百副”的谐音，成百成千的群居。这可以作为下面各种名称中“蚍蜉”音义的参照。

    蚂匹蜉：晋语。山西定襄。

    蚂蚁蚍蜉：中原官话。山西临猗。

    蚂蚍蜉儿：晋语。山西朔县、阳曲、太原、榆次。

    蚂蚁撇蝠：中原官话。山西河津。

    蚂蜉儿：晋语。山西孝义。

    蚂变媳妇儿：晋语。河北张家口。应该是“码编系副”的谐音,指成群结队,而有分工。

    蚍蜂马：甘肃陇东。应该是“匹丰码”的谐音,指成群结队。

    戊组，名中有“蛘”字。是从古名“蚼qu蟓yang”而另造字。“蚼”是”黢”的另造字，指蚂蚁黑色。“蟓”是对“仰”另造字：仰仗。指互相依靠的群居性。“蛘”字本指米中虫，作为“蟓”的通假字。

    蚂虮羊子：胶辽官话。山东烟台。也作“蚂虮蛘子”：胶辽官话。山东牟平。“虮”字牟平音ci，是“系”的谐音指群居性。

    蚂蚁蛘：大蚂蚁。胶辽官话。山东安丘、青岛、诸城。

    蚂虮蛘：胶辽官话。山东长岛。

    米蛘：济南。蚁蛘：一种小蚂蚁。

    蚂娘子：湘语。湖南吉首。也许“娘”是由“蛘”字而趣变。

    蚂白皱：晋语。山西静乐。没有同音字表，“皱”字谐音理据不知。

    蟹：王引之《经义述闻……尔雅下》：“蟹之言尨也，古者谓杂色为尨，或借龙字为之。故螘之赤色班驳者谓之蟹，义与尨同也。打之言赬也。赬，赤。螘色赤驳，故又谓之赬螘。”

    但，杂色为尨是统称，而赤色不是统称，是专称。解释应错误。“蟹”应是就“拢虫”而造的专用字。“拢虫”指群居性。把“拢虫”谐音成“龙虫”，再套合成“養”字。

    如此，就对杂乱纷繁的蚂蚁的古今异名系列及理据，都能够解释得文从字顺，可以欣赏妙趣横生。这与我解释的蝙蝠、蜥蜴、螳螂等的名称一样，都是经过“疑义相与析”，而“奇文共欣赏”了。我也就可以自己纠正对“蚂寅子”“蚂燕子”的错误解释。

    最后附言，但，海口话“翘尾蚁”却指的是蝎子。因“蚁、蝎”谐音而趣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