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项托相问书》再校议

：本文创作时间，可能还要晚，因为文中有‘北蕃大下（夏）单于’之称。此‘大夏’应即西夏。文中借韩擒虎使蕃比箭事，隐约可见当时西夏与宋之政治、军事关系。”今按，《校注》后注所言敦煌写卷时代下限不及四夏立国的1032年，便是“大夏”之校的大碍。“北蕃大下单于”宜校乙为“北蕃下大单于”，“北蕃下”即“北蕃家“之意。此变文中有“蕃家弓箭为上”、“便到蕃家界首”句。“蕃家”自可繁说成“北蕃下（家）”。如此，既不存在项楚所言误为东晋时赫连勃勃政权之名，也不存在话本创作在西夏政权之后的大疑。这些指误、疑惑都是校者自致。至于“殿头高品”一词，另文作辨。这里只把“某某下”即“某某家”的材料汇为一处而辨。

    “妇坐使姑，初来他下”，正是我国古代民俗的趣说。张鸿勋、项楚之注不误，惜未论证。唐大历诗人王建《新嫁娘词三首》之三：“三日人厨下，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前二日便是姑作饭，新妇吃坐现成。《颜氏家训.教子》引谚：“教妇初来，教子婴孩。”即不要延长“三日新妇”的期限。清孙枝蔚《新嫁娘》：“从今愁妇织，人莫羡三朝。”即三朝之后无复“妇坐使姑”了。《五灯会元》卷12《道吾悟真禅师》：“上堂，举：僧问首山：‘如何是佛？’山曰：‘新妇骑驴阿家牵。’”仿变成“妇坐使舅”的趣说，也是用反常的特殊事理要说明：对佛理持与俗说相反的革新见解，僧人就算成佛了。日本《禅林方语》、《宗门方语》等书对“新妇骑驴阿家牵”也以“人间颠倒”阐释语义。

    《孔子项托相问书》第二部分尤为奇特，而出人意料。项托预计到孔子出于妒才要杀害自己，便躲在地下石堂中读书。孔子又设计而探知他藏身处，终于杀死项托。此变文结尾两句是：“夫子当时甚惶怕，州县分明置庙堂。”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州县分明置庙堂：谓州县皆将孔子像置于高堂之中供祀。《新唐书.礼乐志五》：“（武德）四年，诏州县学皆作孔子庙。”但是，这个注释反而更把人弄糊涂了。孔子当时对杀项托害怕，下文当叙他因此而有什么补救措施，怎么会一下跳跃到与此无关的唐代州县设孔子庙呢？若说设孔子庙，北齐已如此，为什么反说迟后的唐代呢？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杀项托是极卑劣的，他自己也惶怕，变文作者为什么反而要舍此不作交代，却以作孔子庙来抬高孔子，莫非是以为杀项托不但无损于孔子伟大，反而证明了孔子的伟大。

    《敦煌变文校注》此句未引项楚之注，显然因为所注违文意而不从，但又无法解决疑难，因而阙如不注。

    今议孔子杀项托是特意用“既生亮，何生瑜”式的夸大艺术手法。这是很有匠心的大手笔，也是险笔。先给大圣人脸上抹大大的一团黑，然后再让他将功补过，从而给大圣人脸上贴金。“解铃还得系铃人”，欲进先退的设计。孔子建议，各地建项托庙，传颂祭祀这位神童。这正是《论语.子张》中子贡的话：“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如此，文章便由险而夷，由石而金，思想性与艺术性双兼了。

    祭项托而有庙，不会全是作者的艺术构思，应当也有唐时现实依据。只是记载缺失，笔者只查到明代一条资料。黄瑜《双槐堂岁钞》卷6“先圣大王”条：“保定满城县南门有先圣大王祠。神姓项，名托，周末鲁人。年八岁，孔子见而奇之。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所言的“时人”，即项托死后不久，孔子尚活的时候。所以可以处理为庙由孔子倡议而建。可以相信，明代之前，在唐代或以前，民间多有称项托为“小儿神”的，也有庙祭的。

    《战国策.秦策》：“项托七岁而为孔子师”。古籍都如此传记，而不言死的岁数。《双槐堂岁钞》独言8岁见孔子，10岁而亡。此变文相问的时间，假如以8岁计，变文又叙“经年岁”而被孔子杀死，恰也是10岁。可见民间所传项托事与变文契合。

    （原载《敦煌学辑刊》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