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增补幸云曲》

耍，用一片桐叶剪成玉圭给弟弟，玩笑说：“我用此叶圭封你为王。”史官便请求择日举行封王大典，成王说：“我是说着玩的呀！”史官说：“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只好封小弟为王。“君无戏言”本来只是就政治性大事说的。

    《增补幸云曲》中按武宗命令把王龙剥皮揎草后，“抬到楼前，立站不倒，面不改色。万岁说：‘你死了也称(逞)财神？’忽的声，面前阴风一阵，左转三遭，右转三遭。谢恩已毕，归天不提。”王龙在一点也不知的情况下冒犯了皇帝，死得如此悲惨，魂有冤屈，立站不跪。皇帝开玩笑说：你死了还逞你有钱的神气吗？王龙错误地理解为“封称”他是财神，死而无怨了。作家借此寓含语文巧智性的趣说，传示皇帝“一言九鼎”的权威。促成作品的喜剧风格。

    皇帝与妓女本是相差十万八千里的两类人。皇帝外出专**女，妓女专等皇帝。这种极远的断层偶合是皇帝的堕落，妓女的荣升。独一无二、绝对尊贵的皇帝，显出凡俗的一面；无数绝对卑贱的妓女，却代表性的显出难得的高贵。佛动心从众多的嫖客中看出了假君子在高贵阶层中的普遍性。她虽沦落妓院，却不愿送旧迎新，要保持她的洁白、自由，便以梦中知道有幸逢皇帝的天命为高明策略，以专等皇帝为挡箭牌。从退后计，免于羞辱，保持洁白；向前顾想，生逢花花皇帝时代，住在武宗把大同妓院视为“家里”的地方，好梦成真的侥幸未必不可能。她不是癞虾蟆吃到了天鹅肉，倒是荒唐无行的皇帝成全了她的异想天开。各自实现了美与丑既可内隐，又可外显的规律。蒲松龄借助这种滑稽少有的巧合对皇帝的堕落进行嘲笑、戏辱。

    俗话说，“宁为凤尾，不**首。”武宗毫无治国济民的想法，却要与地痞少爷比赌，与行尸走肉的王龙赛赌、比耍、斗富。就像身材高大而智力低下的大孩子，总爱同小得多的孩子挤在一起，以欺负他们为能事。《增补幸云曲》中许多内容就是这个寓意。

    两个地痞少爷对武宗出言不恭。他问去妓院的路，被他们恶作剧的引到孤老院。武宗后来把他们充军流放，满门家眷逐出为丐。王龙与赛观音同归于死。周元淳朴，杀鸡待客，情意感人。皇帝只给他指配了官家小姐为妻。小六哥对他热情服务，乃是作生意赚钱，皇帝却收他为殿下。众妓女不知他是皇帝，他又装痴买傻，引得她们嘲笑。他要一律杀死她们，佛动心请求赦免，他说：“可没有撒谎的皇帝。”仍是持“君无戏言”，以让她们逃出，烧了一所空妓院来作为应言。胡百万帮嫖凑趣有功，便封他“钦差巡视两京各院等处地方、都理嫖务、兼管天下帮闲都篾片”。褒奖惩罚，生死予夺，只在于他玩乐的喜怒。他对朝政的处理也就可想而知了。

    《增补幸云曲》中的武宗，虽只知玩乐，却处处逢凶化吉，事事如愿得意。这也让人曲折而深刻的反思，家天下的封建制度成为历史的沉重枷锁。正德嫖院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街谈巷议，粉墨敷演，不仅是对他个人的轻蔑嘲笑，实际也是对产生这种坏皇帝的制度的一种批判认识。

    蒲松龄的小说取材于民间的虽也不少，但绝大多数是他独出心裁的广用鬼神狐怪的虚构。然而《聊斋俚曲集》各篇的主题和题材，却都是直接取于现实生活和民间故事，艺术手法也多属直接吸收或间接借鉴民间文学。充分体现了蒲松龄推崇民间文学，向它学习，使作品通俗化，更接近广大人民群众的认识和实践。《增补幸云曲》在这方面比较突出。

    题目中特言“增补”，交代出是在前人基础上作繁衍提高。《开场》中说：“风流话柄万人传，名为《正德嫖院》。”指明是对已流传的《正德嫖院》作“增补”。蒲松龄研究专家关德栋先生在所著《聊斋俚曲选》的《前言》中设有一注：“《增补幸云曲》是根据明杂调传奇《嫖院记》即《正德嫖院》改编。《嫖院记》未见诸家曲目著录，原作已佚；现存木刻本《新刊徽板合象滚调乐府官腔摘锦奇音》卷五下栏，选录了曲中两出：‘出游投宿萧庄’和‘周元曹府成亲’，情节相当于《增补幸云曲》第五回。”

    可惜笔者无从读到这两曲，无法比较蒲松龄的增补情况。从两出的题目看，仅知把原来的“萧庄”改为“周家庄”，而周元的姓名和“曹府”仍然相同。

    199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俄）李福清、（中）李平编的《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影印）。其中有明黄文华选辑《新锲精选古今乐府滚调新词玉树英》一种(原本存藏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书中《序》撰于“万历己亥”，即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该书卷一中层“新增劈破玉”辑曲中的《正德嫖院》名下，有如下一段文字：

    “赛观音、佛动心，生得如花貌，王公子闻知道要去嫖，朱皇帝闻说亲来到。君臣来斗会，半步不相饶。倒运的王龙，倒运王龙，剥皮去献(揎)草。”

    估计这是开场介绍情节的一只曲子。三个人物及相关的情节，与《增补幸云曲》全同。可惜却仅仅选了这一曲。

    以上两种在前，与《增补幸云曲》是同一系统。

    按，蒲先明整理、邹宗良校注《聊斋俚曲集.增补幸云曲》的题解中说：“关德栋教授曾指出，刊行于明万历年间的《新刊徽板合象滚调乐府官腔摘锦奇音》(简称《摘锦奇音》)和《晁(按，应是“鼎”字）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简称《大明春》)都选了一首《劈破玉》曲，曲中提及赛观音、佛动心、王龙诸事，前书云选自《嫖院记》，后书云选自《正德记》。《摘锦奇音》还选出戏文二出一《出游投宿萧庄》和《周元曹府成亲》，约相当于《增补幸云曲》第五回的内容。”

    但，上述关德栋教授文中并未说到《晁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关先生说到《新刊徽板合象滚调乐府官腔摘锦奇音》，但也没有说到具体曲子及曲文。而现在出版的《海外孤本晚明戏剧选集三种》中的《晁锲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响大明春》中，并没有叫《正德记》的作品，也没有与《正德嫖院》相关的剧作或曲文。上述文字至少未把情况交代清楚。

    乾隆甲午即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辑成而作《序》的《缀白裘》第十一集中有梆子腔《戏凤》一个折子戏。内容是明武宗游玩到梅龙镇投宿，调戏店家女李凤姐，经过一番周折，她被封为妃子。与今日地方戏所演的《龙戏凤》大致全同。此折子戏主要内容是李凤姐从与假扮的军汉周旋中约略猜出他实是皇帝。这与《增补幸云曲》的内容基本相同。看来，《正德嫖院》在流传过程中，把最热闹的部分游离出来成为独立的短戏。大致可以想见，其中也受了《增补幸云曲》对这个内容大加铺陈的影响。因为在上述两种明代剧本选段中没有这一内容，似乎说明那两种剧本并未在这方面着力，因而并不精彩。

    清初剧作家李渔有《玉搔头》传奇剧。大致内容：武宗改名私游大同，结识妓女刘倩倩，临别定婚，她以玉搔头为赠。后来玉搔头被长得与刘倩倩极像的范淑芳所得，持以入宫。刘倩倩得知与自己定婚的是武宗，这时也赶来相认。二人都封为妃子。

    另一清初剧作家周廉有《元宝媒》剧。剧情是：太原病女刘淑珠被继母抛在路边，无名乞丐助给路费投亲，又被人骗卖到大同妓院。武宗来**，刘淑珠获宠。乞丐也流落到大同，得遇淑珠，结为兄妹，武宗赐给他一枚元宝。后来乞丐行乞到大名府，有少女陶湘珠卖身归还父债，他又用元宝赎出她。却有人诬告那元宝是他偷盗的官银而入狱。这时淑珠已入宫为妃，他被赦罪，武宗钦命他与刘淑珠成婚。

    此两剧的写作年代不知，但两位作家的生卒年代与蒲松龄互为前后。《增补幸云曲》的创作年代也不知。三种作品间没有传承关系是明显的。《玉搔头》和《元宝媒》显然是受《正德嫖院》的影响，但它们仅仅是利用明武宗和刘姓妓女两位人物角色，却另起炉灶，以求与原作分庭抗礼，然而完全重复了一般男女私情、悲欢离合的公式化窠臼，完全失去了民间文学原有的特色。

    比较起来，《增补幸云曲》则充分挖掘了历史原型和《正德嫖院》特有的内涵，而且以此为中心，多方铺垫渲染，凸现它的揭露性和批判性。对此还可以对比传统越剧《玉簪恨》。

    《玉簪恨》是就李渔《玉搔头》改编的。最大的变动是刘倩倩和范淑芳同时得知明武宗与她们二人同样的关系后，都感到受骗和侮辱，于是两人都斥责皇帝荒淫无耻，又都含恨自杀。这对比出李渔原作思想性贫乏。

    但是，如把《玉簪恨》与《增补幸云曲》对比的话，则前者仍显得表层而简单。蒲松龄此作,微服隐名的皇帝仍然是现实的皇帝，他的主宰意志和实效不变，永远是为所欲为，所想必成。全剧多数人物都皆大欢喜，因皇帝之喜而荣升进位，是欢乐热闹的喜剧。喜剧的表象下是历史和社会制度注定的滑稽的悲剧。

    《增补幸云曲》中也有对明武宗的谴责和批评。他调戏送水的仙女，仙女心里骂他：“吃了水胡思乱想，你是个混帐朝廷！”为他游玩而修路的民工骂他：“北京城里的浪荡皇，听说他要出来撞。三宫六院娇娥女，陪著自在何等强。这个朝廷精混帐，只管他闲游闲耍，那知道百姓遭殃？”但这只是附及的，意到而已，因为这是谁也知道的浅显道理。

    (原载《蒲松龄研究》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