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城与名人

    韩作荣

    忧患与别离

    长沙作为屈贾之乡，屈原、贾谊的“伤心”处，楚湘文化初始便带有一种悲壮、忧郁的色彩，也透露出中国最早的知识分子骨子里的参政意识和修身、格物、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和雄心。www.Pinwenba.com屈原的《离骚》，篇名就是“遭遇忧患”、“离别的忧愁”之意。这位楚王朝的远房宗室、左徒，自称为古帝颛顼的后代，以香草、美人、明玉为喻，将自己刻画成“与天地兮同寿，与日月兮同光”（《涉江》）的艺术形象。屈原是位政治诗人，其诗也是政论性极强的“政治抒情诗”。《九章·惜往日》中的“受命昭以昭时”，“明法度之嫌疑”，便是直写楚怀王让屈原制定“宪令”、修明法度、举贤任能的政治变革。

    屈原，这个身上披着江离和白芷，把秋兰连接成串作为饰物的人；赞颂唐尧、虞舜、夏禹诸先贤，鄙视桀、纣恶行的人；痛斥党人、奸佞，绝不与之同流合污的人；“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人；求绳墨与规矩之正道，宁死也不苟合求容的人；愤懑历兹，悲叹生不逢时，用柔软的蕙草揩抹眼泪，泪却滚滚而下沾湿了衣襟。

    《离骚》的艺术成就，是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浪漫主义的艺术形态，开创了楚辞，树起了诗歌新的里程碑，其“神高驰之邈邈”，于高空下望，仆从伤悲，马也裹足不前。然而，去不忍，归故国而无“美政”，他只好投水而死了。《离骚》阔大恢弘，波澜起伏，气象万千。可中外诗史中第一个自杀的诗人，给了我们什么启示？

    “不忍”离去，却彻底离去了。

    首先是政治家，然后才是诗人；政治家的愿望与诗人的理想合一，这是儒家人生哲学赋予中国诗人的一大特色。正如有论者指出的，“政治家的身份与诗人的身份的奇妙结合，正是多数中国诗人的突出形象。诗成了发泄官场失意的工具，成为历史和政治活动失败的安慰”。“正变美刺、咏史述志、吊古怀旧、官场酬往、交游赠答”，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痛苦、悲哀、离乱成了诗人的养料。诗，常常成为灵魂的避难所，幻想治国、平天下的诗人从不拷问自身，照样活得潇洒风流。

    选自《东西南北人》，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韩作荣，1947年生于黑龙江。

    可屈原自杀了，在一个“礼崩乐坏”、“争于气力”的血肉杀夺的时代，他向天发问，提出170多个“什么与为什么”，他的伟大，便是敢于问“天”，这是对一切道德-历史价值根据的质问。在儒学的一重世界里，天道即人道，天人合一，“天”不言，君王代天立言，实际上，屈原向“天”发问，已体现了他对信念的怀疑、绝望，对现实的绝望，对自身生命的绝望。在《悲回风》之中，这“临乎绝望”之音，“将沉渊之绝笔”，“心絓结而不解兮，思蹇产而不释”，整个信仰的生命被猛然抛入虚无的深渊，过去的信念和理想不再可信，而深渊的彼岸又是荒漠和虚无，诗人无路可走，不得不自杀。

    屈原之后的贾谊，被贬后被称为贾长沙，亦是一位“政治家”。上《治安策》批评政治；写《过秦论》分析秦之成败得失；俟罪长沙，写《吊屈原赋》，以屈原的遭遇比况自己，抒发胸中愤懑。其著名的写猫头鹰的《鵩鸟赋》，在文学史上颇有价值，为骚体诗发展为汉赋的代表作，系“出风入雅大文章”，其中仍充满着对人生、社会的理想和哲思，自己怀才不遇的不平情绪和不妥协的精神。

    《楚辞》中和政治关系不大的，为屈原整理、加工的民间创作《九歌》，这些祭祀鬼神用的乐歌，《湘君》、《湘夫人》，以深刻的关心和同情歌唱这一对湘水配偶神，彼此热烈相爱而终无缘会合，写得悲怨缠绵，如泣如诉，颇有艺术魅力；《少司命》职在掌管子嗣和儿童，这位一手仗剑，一手抱着幼儿的美丽女神，充满了人性和爱；《东君》为太阳神的乐歌，是对光明的憧憬；《山鬼》则又是一个善良美丽的女性形象，爱情的真挚热切、率直缠绵，读来清新而幽艳……

    长沙人真正所谓看破红尘，执著于艺术者，要数唐代的和尚怀素。怀素为酒徒，常喝得酩酊大醉，放荡不羁，超逸脱俗，曾将用坏的笔集成一堆葬在山下，做成坟丘状，号称“笔冢”。寺院里种有万株芭蕉，和尚便在芭蕉叶上写字，称寺庙为“绿天”。洒酣兴起，常常提笔而出，无论墙壁、器具、衣物或别人穿在身上的衣衫，碰到什么，挥笔就写。“其草书潇洒超逸，并无狂怪习风，行笔从容不迫，有如庖丁解牛，平淡天真中枯润交错，似全无法度，却极具法度，挥洒从容，游刃有余，真个是人也逍遥，书也逍遥，其笔意只能领悟，却无法摹仿。”

    谈屈原、贾谊、怀素，让人不能不想到南宋词人辛弃疾。想起辛弃疾，不能不想到那气似奔雷，雄深雅健的词章——“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以及“溪头卧剥莲蓬”的无赖小儿。

    辛弃疾锐意抗金，持论劲直，不为迎合，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期，绝不尸位素餐，庸庸碌碌，虽受投降派压制，仍雄心勃勃。孝宗淳熙六年，调任潭州知州兼湖南安抚使。期间整顿乡社，弹劾贪官，浚筑陂塘，兴办教育，影响颇大的事，是他在长沙“奏乞别创一军，以湖南飞虎为名。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

    辛弃疾选择五代马殷所建营垒的故基，创建新营，限期一月完成。时值秋雨连绵，所需20万片瓦无法烧制，于是他便下令两天内每户献瓦20片，给钱100文，20万片瓦如期凑齐。营垒所需石材量大，他则调集全城囚犯，到长沙城北驼咀山开凿，按罪轻重定量，凿石量多质好者可以赎罪。囚犯拼命取石，所需石材也如期凑齐。营垒筑成，则募步兵2000，马兵500，皆壮健勇武之士。辛弃疾又派人到广西购战马500匹。骏马强兵、兵器精良，并加以严格训练，飞虎军士气旺盛，骁勇善战，大有辛词“壮岁旌旗拥万夫”的气势。此军维持了数十年之久，金人称为“虎儿军”，十分畏惧。

    或许因弃疾豪爽、尚气节，识拔英俊，在词家争斗秾纤，珠圆玉润，四照玲珑之时，辛词却胸有万卷，笔无点尘，激昂排宕，不可一世，其不平之鸣，随处辄发的英雄语，抚时感事，磊砟英多，“绝不作妮子态”，其词虽也间作妩媚语，也是豪迈中见精致。所谓“词人合一”，词豪，是其胸襟磊落雄豪所致。

    然而，屈原投水，贾谊年仅33岁便忧伤成疾而死，怀素又把自己给了酒和艺术，人已与冢中的笔无异。辛弃疾呢？任湖南安抚使仅一年，便被调离，其痛楚惜别，曾写下“盈盈泪眼”、“日暮行云无气力，立尽西风雁不来”的忧伤愤懑之句。

    或许，这些早年致力于经邦治国、兵马戎机的艺术家，以其忧国忧民的作品和身体力行的政绩，孕育了湖湘文化最早的胚胎，亦养育了一个民族的精神。

    湘人精神

    湖南近代史上曾出现了一大批政治家、军事家。

    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罗荣桓、任弼时、林伯渠、李富春、陶铸、胡耀邦……这些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尽人皆知。

    1955年授衔的十大元帅，湖南有3位（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员大将，湖南人占了6位（粟裕、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许光达）；57员上将，湖南人有19位（王震、邓华、甘泗淇、朱良才、苏振华、李涛、李志民、李聚奎、杨勇、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陈明仁、钟期光、唐亮、陶峙岳、彭绍辉、傅秋涛）；100多名中将，湖南人有45位。

    著名的革命先烈，还有蔡和森、何叔衡、邓中夏、郭亮、毛泽民、毛泽覃、杨开慧、黄公略、王尔琢、左权、段德昌、向警予……

    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湖南则涌出黄兴、蔡锷、宋教仁、陈天华、禹之谟、马益福、刘道一、刘揆一、杨毓麟、焦达峰等一大批民主革命的领袖人物和革命英雄。

    至于魏源这样杰出的思想家，谭嗣同、唐才常这样的维新志士，是用智慧和鲜血点亮了照彻暗夜的薪火。

    清末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曾国荃、郭嵩焘等挽救清朝危机的“中兴名臣”。曾、左位至军机大学士，彭玉麟位至兵部尚书。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其中有4位非湘籍，但为曾国藩保举的原湘军幕宾李鸿章等）；位至巡抚者14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州、府道员的不可胜计。

    对此，正如毛泽东的老师杨昌济所指出的，“湘省士风，云兴雷奋，咸、同以还，人才辈出，为各省所难能，古来所未有。……自是以来，薪尽火传，绵延不绝。近岁革新运动，湘人靡役不从，舍身殉国，前仆后继，固由山国之人气质刚劲，实亦学风所播，志士朋兴。夫支持国势原不限于一地之人，然人才所集，大势所趋，亦未始无偏重之处”。

    和副市长颜克初谈及湖南人士鼎盛的原因，他也讲：用穷来解释，恐解释不通，国内有更穷的地区；用富来解释，也解释不通，有比湖南更富的省份；用好斗来解释，也不准确，好斗者湘人远逊于边地民众。说来说去，只有一个解释，是历史和文化的作用，究其原因，应首推源远流长的楚湘文化的熏陶。颜克初告诉我，随便找一个不识字的湘南老宿，他会从三皇五帝一直谈到慈禧太后，说得头头是道。湖南人聪明，他父亲早年曾讲过一个故事：说的是唐代向朝廷纳粮，由澧水下洞庭，经水路到京城，由于历时太长，皇粮成了霉米，于是湖南人便想出了只纳钱、不纳粮的主意。可这样的大事如何向皇帝开口？湖南的新科状元便在皇帝每日必经的路口用蜜糖写了“澧州粮米可免”6个字。皇帝出恭，看路旁蚂蚁堆成了字，顺口念了出来，语音刚落，暗隐在侧的状元便跪下谢恩。说传说真实性如何且不论，但湖南人的聪明才智从传说中便可见一斑。

    人创造了文化，文化又造就了一代代人。文化的具体体现，或许该称之为渊博、宽阔的容纳、学识和创造力。代表一个地域的文化特征，则集中表现在人的精神品质。

    1920年，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先驱陈独秀曾写就《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文中说：“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实可以拿历史作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黄克强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毅不拔的军人！”

    说起来，拼斗之惨烈，气贯霄汉，用血与火照亮历史，撼人心魄者，要数宋末知谭州、湖南安抚使李芾的壮烈殉难了。

    德祐元年七月，元大将阿里海牙率数万大军南下，长沙城的宋军已外调征战，城内空虚。李芾临时募兵不足3000人。九月，城被围困，李芾亲冒矢石，与诸将分兵死守，城中百姓亦纷纷助战，日久，矢尽粮绝，李芾令百姓集羽扇造箭，抓雀捉鼠充饥。将士受伤，芾亲临抚慰，元兵派人招降，当场诛杀以示坚贞，部属皆同仇敌忾，誓作殊死战。

    城死守百日余，援兵不至，危在旦夕。长沙人尹谷得知元兵已登城，便积薪扃户，举火自焚。邻人来救，但见尹谷正冠端笏危坐于烈焰中。李芾得知，感叹不已，洒酒祭奠。当日正是除夕，李芾留宾佐会饮，众人皆悲愤刚介，誓与长沙共存亡。随后，李芾召来帐下部属沈忠，给他一些银两，令他处死自已一家。沈忠无奈，怀不忍之心先将李芾全家人灌醉，然后逐个杀之。共一十九人，李芾也从容就戮。沈忠放火焚烧了知潭州府熊湘阁，再回家杀了自己的妻子，继而跑到火场，放声大哭，自刎而死。城破之后，与李芾协力守城的安抚司参议杨霆则跳水自尽，妻妾奔救无及，也一道殉情。其时在岳麓书院读书的数百学子，与元兵搏杀，破城后大部分都献出了生命。

    近代史中，最令人尊崇者，当首推谭嗣同，这位长沙浏阳人，是为中国近代革新事业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其“我自横刀向天笑”的伟大献身精神，曾鼓舞了千百万爱国志士。戊戌变法失败后领导自立军反清起义的首领唐才常是他的密友；以反袁护国、“再创共和”而彪炳青史的蔡锷，是他在长沙创办的“时务学堂”中最年幼的学生。

    谭嗣同虽对光绪帝抱有很大希望，幻想通过皇帝的支持实现自上而下的改良，以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但其骨子里充满了对君主制的憎恶。曾言：“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以泄万民之恨”，直斥“君为独夫民贼”。他把一切封建皇帝视为“大盗”，把历代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思想家皆骂为“乡愿”。认为正是这些“大盗”与“乡愿”互相利用，互相勾结，才形成了一张“尽窒生民之灵思”的封建天罗地网。他认为天地万物，无不处在变化日新之中——“天不新，何以生？地不新，何以运行？日月不新，何以光明？四时不新，何以寒暑发敛之迭更？草木不新，丰缛者歇矣；血气不新，经络者绝矣；以太不新，三界万法皆灭矣。”

    谭嗣同在戊戌变法中以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他认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并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凛然气概，慷慨赴死。

    粱启超称谭嗣同为“中国为国流血第一烈士”，并指出：“谭浏阳之《仁学》，以宗教之魂，哲学之髓，发挥公理，出乎天天，入乎人人，冲重重之网罗，造劫动之慧果，其思想为吾人所不能达，其言论为吾人所不敢言，实禹域未有之书，抑众生无价之宝”，不愧是“晚清思想界”的一颗“彗星”。

    戊戌变法，湖南是唯一积极推行光绪帝新法诏令的省份。正如毛泽东早年所指出的，“谭嗣同熊希龄辈领袖其间，全国无出湖南之右”。变法失败，唐才常1900年在两湖地区发动自立军起义，又惨遭失败而壮烈牺牲，“是役自男爵、道员至诸生，死者千数”。一些著名烈士，皆为谭嗣同所办时务学堂的高材生。此悲壮的一幕，开启了辛亥革命的先声，湖南的大批维新志士，很快与康有为、梁启超决裂，投身于以孙中山、黄兴为代表的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

    自立军起义失败10年之后，辛亥革命终于在两湖地区首先爆发和成功，绝非偶然！这与湖南源远流长的优秀思想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

    关于湖湘学派

    梁启超曾指出，“最近三十年思想界之变迁，虽波澜一日比一日壮阔，内容一日比一日复杂，而最初的原动力，我敢用一句话来包举他，是残明遗献思想之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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