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乡的滋味

    田汉

    (1898 - 1968)湖南长沙人，字寿昌，现代戏剧奠基人、剧作家、诗人。出身贫民家庭，1912年就读于长沙师范学校，1919年在东京加入李大钊等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1930年加入”左联”，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团书记等职。1949年后田汉任职文化部戏曲改进局、艺术局局长。

    1968年”文革”中惨遭迫害，病死狱中。

    1979年4月为田汉平反，人们在北京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田汉毕生从事文艺事业，创作话剧、歌剧60余部，电影剧本20余部，戏曲剧本24部，歌词和新旧体诗歌近2000首。其中《义勇军进行曲》经聂耳谱曲，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黯然消魂者别而已矣。”这句话一点也不错。但也不要等待你年纪大了点，尝过了些人生的滋味，你才真正了解离别是何等黯然消魂的事。不然也就不觉得怎样。

    民国五年秋，我在长沙师范毕业，许多朋友都打点去当教员，我算是特别幸福，可以不必到教育界去”竞存”，却有到外国去继续读书的机会。因为我的三舅父梅园先生被任为湖南留曰学生经理员，他要带我到东京去进高等学校。我听到这个好消息后，赶忙和家人一起清检行李预备起程，又跑到那些相契的朋友那里去辞行。我动身前的几点钟还在吕铸嘉兄那里呢，随后回家别了母亲、兄弟、舅母和已有婚约的漱瑜，随着三舅于八月一日晚搭沙市轮动身。我这时心里充满了小孩子的欢喜，充满了宗悫（南阳人，南朝宋名臣，少有大志，曾说：“愿乘长风破万里浪。”编者注）式的雄心，充满了诗人的想象，毫不觉得“别”这字含着何等深刻的意义。这是我第一次离开长沙。

    第二次离开长沙在民国八年，也是一个秋天。我从东京归国在上海见了三舅，便回长沙，一到长沙，便使我理会得第一次离开长沙的意义了。三年中我的同学已死去了好几个，有的病亡，有的被兵匪杀了。我第一次离开长沙的前几点钟还和他相约将来同到欧洲留学的吕铸嘉君，早已于半年前害了痨病死了。因为我在报上做了一首长诗追悼他，一天在街上遇见了他的父亲，他老人家那惨淡消瘦的面容上还含着微笑向我道谢，我那时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寻不出话来慰藉他老人家。

    还有惨过如此的，便是我的七叔七婶之死。我的七叔和九叔本 在乡里种田，因为当时有许多同乡到江西某地开垦，回来时都把那地方说得非常好，地价如何便宜，开垦事业如何有望。因为湖南那几年收成不好，生计艰难，所以我九叔便邀了七叔变卖了所有的家具，携了家小，干山万水地走到江西，不想天不从人愿，冒着万苦干辛披荆斩棘地刚开垦了半年，这些移民挡不住那山岚瘴气，十人九病，七叔不幸也得了病，因为病了，更是不名一钱。七婶竭尽心力看护他，不想一天因为煎药偶然失慎，那小小的茅房顿时着了火，七婶赶忙把七叔从床上扶了出来，七叔因为想到房里去抢一两件东西，拼命地又跑到火里去，不想他刚进去，茅房便倒了下来，我那可怜的七叔便被烧死在离乡干余里的江西了。

    七叔死后七婶从江西回乡，后来改嫁到某家，却因军阀张敬尧祸湘，到处兵匪纵横，七婶因为要避免兵匪的污辱，和他家的姑嫂一并投在塘里自尽了。如是我七叔夫妇俩，便一死于火，一死于水。

    亲友中的惨事，不一而足。最使我伤感的便是我姨妈之死。我常说我的外祖母做了两件”好”事：一件是替三舅娶了一个好妻子，另一件是为我姨妈配了一个好丈夫。她老人家以为这”男婚女配”

    是尽了老人疼爱儿女的心，不知却是替他们预定了一条黑暗的死的路程，叫他们一天一天非向那条路上走去不可。我姨妈的婚姻生活中似乎不曾感到过什么幸福，她只望生一个男孩子，将来大了也替她出口气。谁知也是天不从人愿，一连生了四个女孩子，直到后来总算生了一个男孩子，但她腿上长了疮，又没有好的医生替她治，后来烂穿了七个洞，便在我外祖父的家的西厢房断送了她那三十年间的黯淡的生涯了。

    这些惨事本来很够我觉悟人生的滋味，不过究竟死的是朋友，叔叔、婶婶、姨妈，对一个正在饥求着爱的甜味的青年，没有什么多大的打击。世间有许多不幸的事，但那些毕竟是降在别人身上的。我们却是命运的宠儿，但能于梦一般的幸福生活中，对于不幸者表深厚的同情便够了。所以那年八月中秋前，我为家人所送，冒着潇潇的夜雨，登上一艘小轮船时，我的心里也不觉得怎么难过。并且还希望 那船越开的快越好，因我带着漱瑜妹同行，而她出门是没有得到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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