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谢忱

    ——悼汪曾祺先生

    苏叔阳

    生于河北保定，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国医药大学任教。现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等职，国家一级编剧。主要作品有电影剧本《春雨潇潇》、《夕照街》等；散文《秋风也让人快乐》等四集。苏叔阳的作品曾获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奖、人民文学奖等多项大奖。此外，他的作品还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多种语言出版。

    汪曾祺和林斤澜先生，无论从年龄还是“文龄”上说，都是前辈，应当称之为师的。不知是谁的“首创”，在北京的一些朋友中，称斤澜先生为”林大哥”，曾祺先生于是乎顺理成章地被称为“汪大哥”。我和他们二位交往不多，始终称他们为先生。这是因为我自知资格太浅，而二位的文章道德始终是我暗自心仪的，敬畏的成分更多一些。由于曾祺先生的“岗位”是编剧，我也属于”大梨园行”，所以碰面的机会稍多。他那“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脍炙人口的唱词，始终让我佩服得不得了。又喜欢他的小说、文章，尤其是他晚年写的笔记体小说，让我再三再四地看。因此见面时常常内心里生股怯意，生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让他鄙夷。我知道自己读书不多，在他这有学问的入面前，是不能放肆的。这种心境在遇到有真学问的学者时常常不由自主地生出来。有时我想，这大约就是上大学时常常被人批评的自傲与自卑兼而有之的表现吧！但那时的自卑更多是指政治上的不行，总是右倾。在我患癌症之前，我大约内心里是颇自信的，有时近乎自傲，虽然常有自卑追随，但常常口无遮拦，难免心态不平衡。生死的考验，让我懂了一点事，有时想起年轻气盛的往事，暗自脸红。病中我准备写一组文章，自我揭露一番，同时感谢那些善心待我，为我指明乖劣的师友。有的文章已经发表，而有的尚未动笔，其中有一篇便是写曾祺先生的。可惜，他再也见不到这篇迟到的文字，领受本该领受的谢忱了。

    那年9月，我们应《大连日报》之邀，到大连棒槌岛开会。与会者有东北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还有余秋雨先生，北京去的有曾祺先生、徐城北和我。讨论的内容由《大连日报》的办报广涉其他。

    天上地下、政经文化、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可谓丰富，不知怎的，谈到六朝的文风，及“文革体”及时下的华章。我讲了“骈四俪六”的话。我教过书，也给中文系上过课。”骈”字的读音，大约在课堂上是不会读错的。但我其实对它的读音并没有认真注意过，所以，“秀才读半边”，顺口将它读为”并”。而且，还将“掣肘”的“掣”

    也读做”制”。当时，谁也没说什么。

    吃晚饭时，曾祺先生悄悄塞给我一个条子，笑着说：”吃完了再看。”我是急性子，等不到吃完饭，便去卫生间”洗手”，偷偷展开条子一看，立即热血上头，感激与羞愧并举。那条子上用秀丽的字体写着”骈”不读并，读片。如用在”骈四俪六”句时，骈常转读为阳平。空一段后，又写着”掣”，不读制，读笺。这是一张大连棒槌岛宾馆的便笺，上面充塞了一件前辈对后学提携的炽热之情和拳拳之心。他不愿我在错误的路上走下去，又要照顾我的面子，所以，以手写替代口说，以悄悄地纠正替代当面的指教。这是真正的苦口婆心！我当时差一点流出泪来。我回到饭桌时，在他身边悄声说：”谢谢，谢谢您！”他用瘦长的手指戳戳我的脸，眼里是顽童般的喜悦的目光，只是一笑。他的目光和笑意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饭桌上，有人大谈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与故事。他大睁着眼俯下身静静地听。我非常纳闷儿，难道说者忘了曾祺先生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抑或是故意显示自己的多知多懂，难道曾祺先生真的不知道别人说的这些事，而如聆梵音般地专心致志？曾祺先生只是听，小口地喝着美酒，如同品酒般地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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